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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航行靠舵手,湾区建设靠核心


有一年胡应湘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开车一路往西,横跨一座大桥后满眼都是富饶,梦醒后他对着地图找,看到隔海相望的珠海,立马萌生了修建一座大桥连接珠港两地的想法。


胡应湘家族几代经商,胡父上市30年代已是有名的“的士大王”,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了,的士多得没地方停,开始修车库,做地产基建。胡应湘提出修桥方案那会儿,胡家已经是全香港知名的基建投资商、货运商。胡家也是最早到大陆投资的爱国港商之一。


1978年,廖承志组织香港五大财团上北京,当时就有胡应湘。他连同郑、李、郭、冯等几大港商在广州投资建设的中国大酒店,跟霍英东的白天鹅酒店,利铭泽的花园酒店,都是78年在邓小平直接指示下、旅游部门和港商拟定的八大首批中外合资酒店之一。


胡应湘在大陆投资的广东沙角发电厂,还开创了中国大型项目采用bot模式的先例,几年后中信集团创办人荣毅仁准备建发电厂时,也是从这个项目上得到启发,用了“借鸡生蛋”的才解决改开初期没有资金的难题。


不过胡应湘最有名的投资还是广深高速。广深高速在很多年里有两个纪录无人超过:一是100多公里的高速路上没有加油站和厕所,引发了多年的吐槽,另一个是在吐槽不断的情况下,广深高速仍然创造了中国最繁忙、最赚钱公路的记录。


修广深高速一共花了15年,提出修建方案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毁田修路”不满,有人觉得粮食都不够吃,为什么要把田地让给资本家的汽车?一个大陆工程师曾质问胡应湘:我们连自行车都买不起,哪里需要高速公路?


15年不算短了,胡应湘肯定没想到,他那个珠港大桥的设想,居然一拖就是30年。他提出修桥计划的时候是83年,才40多岁,到了他83岁一头白发,这个大桥才终于要通车了。


只是现在的大桥,早就跟胡应湘没什么关系了,不仅名字从最早的伶仃洋大桥改成了珠港澳大桥,设计方案也跟之前有天壤之别。胡家满腔热血出资建桥的想法,在几十年的多方博弈中终成一场空。



01




前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之前,特别喜欢念一首诗,


“南海苍茫南岭娇,东风怒卷穹江潮。百年多少英雄血,溅上红棉照碧霄。”


利铭泽也喜欢念诗,在牛津接受教育的他念了两句 Rupert Brooke 写的诗 The Soldier,就北上重庆,为政府抗日出力,走之前把自己在香港邂逅的李关开送到广州,李关开为利铭泽生下一子,之后几十年流落广东,孩子成为赤脚医生。1978年,利铭泽曾返乡寻找孩子,曾登寻人广告未果。


但是利铭泽的女儿在家族史中透漏,父亲北上有重大收获。全香港最早知道“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的人不是港英政府,而是自己的父亲。


利氏家族从鸦片起家,民国前已经是香港有名的望族,到利铭泽这一代,家族生意遍及全港的地产、贸易、物流、金融、能源以及传媒业,影响力横跨中英两国政商圈。


利铭泽初到北京,就被“召到一个房间,获告知一些特别消息”,邓小平那句有名的“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也正是在接见利铭泽时讲的。据说见完邓小平回来,香港的另一个大佬包玉刚就马上约利铭泽见面,打听俩人的谈话内容,一顿饭后,包玉刚兴奋的跟家人说,我们可以回家了。


而这时候,英资代表香港置地的董事总经理还在《信报月刊》上放言,只要香港能给提供经济利益,中国就没有收回香港的打算。


除了技术难关外,修桥最大的阻力一开始来自香港。明里讲,是香港政府对修桥的事情不怎么热心,找了一群专家论证了修桥方案,认为至少要到2020年才有建桥的必要性,暗里却还有香港几大财阀的勾心斗角。


胡应湘作为香港的基建大王,在物流方面一直做的是公路生意,他主张在珠海到香港之间修桥,无意中动了李嘉诚、霍英东的蛋糕。


李嘉诚精明又谨慎,78年香港观礼团到北京访问,穿着一身中山装的李超人有个八字真言,叫:少出风头,不谈政治。但是在香港,商人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作为包玉刚好朋友的李嘉诚虽然嘴上说“不谈政治”,但谁都知道李超人政治关系是直通北京的。


深圳特区刚成立时,李嘉诚和党企华润联手投资了香港的天水围项目,深圳知道后追在华润的屁股后面质问:你们有钱投资香港,为什么不投资深圳?最后是中央政府拍板,说天水围项目政治意义大,支持华润把钱押在香港。


几年后,李嘉诚在王府井边上建东方广场,不动声色挤走了高盛这样的“中国人民老朋友”,还让20多个部级单位、40多个市级单位、100多个区级单位腾地儿让路,一直到今天,恐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


霍英东的红色背景就更浓了。朝鲜战争时期,他背着港英政府的“禁运”命令给中国运物资,虽然并不完全出于爱国心,也还是被几个中央领导感念不已。叶帅曾经亲自打电话给侨办主任廖承志,说霍先生在封锁时支援国家,是有贡献的,要多照顾。改革开放后,霍家在广州建白天鹅酒店,按规矩高楼上面要架高射炮,叶帅更是亲自出面,帮着说了话,才给他们破了例。


叶帅去世之后,叶家跟香港这些爱国商人的关系也延续了下来。1991年叶选平从广东省省委副书记的位置上下来之后,还当了两届政协副主席一直到2003年。


叶家数十年来在香港开枝散叶,在广东根深德厚,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浮现在大家面前的,就只有叶静子和梁锦松的绯闻,赵欣瑜章子怡撕逼,万庆良拆别墅等寥寥几桩趣事还能看到影影绰绰。


而这些爱国港商进入大陆投资后,各有各的路子,胡应湘忙着建公路,李嘉诚和霍英东却都依循珠江口建起了码头。李家在粤港地区先后建起南海高栏港、珠海九州港、佛山三山港,霍家则建有南沙港码头。


珠江口宽阔,几地交通不便,正是两家好做航运生意的时候,胡应湘那个珠港大桥一修通,码头生意还怎么做?于是一场明争暗斗就开始了。李嘉诚是个儒雅绅士,心里不满,嘴上也只是跟他的御用大当家霍建宁淡淡说了句:建桥方便人的来往是一件好事,对于货运运输却要考虑一下了。


霍建宁心领神会冲锋上阵,跟胡应湘在媒体上展开骂战。霍建宁指责胡家借修桥的名头,占大陆政府补贴的光,破坏香港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胡应湘立马怼了回去,说一分钱补贴没有我照样敢建桥。


这中间,香港机管局主席、利丰集团主席冯国经,新鸿基副主席郭炳联和恒基地产的李兆基也加入了论战。基本上肯大力支持修桥的,都是做公路、航空、房地产生意的老板,出面反对的,则是在大陆有码头,或者船运生意的。


几方利用电视、报纸等媒介你来我往,口枪舌箭,非常热闹。最后是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出面打了圆场,才平息神仙们的口水仗。


说起来,当年特区政府内部也一样为修桥闹得乱哄哄。首任特首董建华家是知名船王,家族企业海外东方反对建桥,而他本人一边表示桥肯定是要建的,一边也顾虑造桥的花费。另一边,港府运输局局长吴荣奎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说香港根本用不上这座桥。


北京这边儿呢,那时候为了表示“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又主动做了甩手掌柜,把造桥这个事儿交给香港做论证召集人,那几个跟北京比较熟的太平绅士,个个赤诚可鉴,中央都想照顾,照顾来照顾去,修桥计划就耽误了。



02




胡应湘最早的修桥方案,是一端从珠海金鼎出发,过淇澳岛和内伶仃岛,直达另一端香港屯门,大桥因此也被命名为伶仃洋大桥。这个设想最大的支持者是珠海。


珠海虽然和深圳同为特区,却因为交通不便,没能像深圳一样隔岸借光,一直落后一截。知道胡应湘的想法后,珠海很兴奋,当时的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去中央汇报,很是煽情的说了一句:缩短与香港的交通距离,是珠海人的梦。


梁广大在珠海为官16年,破了改革开放后地方官任期的记录,当地人一直传他有通天的本事,在中央有朋友,能说上话,加上他喜欢大工程,敢放“大卫星”,还有个外号叫梁胆大。


90年代史玉柱第一次发家,在珠海盖高楼,被怂恿着从18层改到70多层,就发生在梁书记当政期,至于史老板被大楼拖垮,败走珠海,还得了“恐高症”,再也不愿意建“高楼”,那都是后话了。


伶仃洋大桥本来也是梁广大野心勃勃为珠海规划的“命运工程”之一,谁知道从80年代忙活到90年代,好不容易在97年拿到了国务院的立项批准,大桥的建设却戛然而停了。


梁广大对这事儿耿耿于怀,退休好多年后接受采访,仍是话里有话的批评一些利益集团阻扰修桥,说核心原因是“大桥架好后,会直接影响到广深高速的车流量和收益”。但在“利益集团”眼来,梁广大才是阻扰修桥的人。


当时中山大学教授郑天祥参与建桥讨论时,提出过一个“双Y“方案,认为把深圳加进来才最符合经济效益,这样的话,大桥西岸连接珠海与澳门,东岸连接香港与深圳,不仅同时接通了港澳,还把广东的两个经济特区也连接起来。



可是深圳加进来,珠海到香港就被摊薄了三分之一的经济流量,珠海当然是死也不同意。除了珠海有顾忌,广东省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深圳是计划单列市,行政上归属广东,财政直接跟中央挂钩。


刚改革开放那十来年没什么,那会儿广东和深圳都是趟路者,把鸟笼子撑大了对彼此都有好处。中央给了广东省立法权,深圳也打申请要。深圳有贩私投机的,广东省第一书记任重夷要给中央写检查,但有人抱怨深圳放开粮食价格,害的全国其他地方的老百姓饿肚子,广东省的省长梁灵光也会帮腔,讲“改革的头三脚难踢”。


开完十四大,市场经济地位确立,特区不特了,广东探路者的角色也没那么重要了,接着是分税制改革,广东反对激烈,上来就用“要是把广东经济弄垮了,追不上亚洲四小龙,责任谁来担”这样的话,给国务院来的领导弄了个下马威。


这之后,中央的政策倾斜就上缴财政更痛快的上海那里了。广东省于是开始强调“区域协调”,“协调”就意味着分蛋糕。


80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位广东本土出身的改革派在位置的时候,大家决策一团和气,但是到90年代老一辈逐渐隐退,空降下来的年轻干部们就需要各顾各的KPI了。


80年代修建大亚湾核电站,广东省提的计划,落地在深圳,经营上要跟香港合作,还因为美苏先后发生核泄漏的敏感期,引来香港56个社团抗议,都能在中央和广东省几个老领导的斡旋下顺利完工。到了99年,广东省提过一个“光谷”计划,结果广州和深圳争夺领导权,竞争的时候比合作的时候多,生生让武汉光谷后来居上,抢了“光产业”先机。


有段时间一到广东省两会,广州代表就抛出议案,要求深圳向广东省交税,意思是广州对省里的贡献大,深圳光顾着自己发展,什么也不往外拿。深圳代表一般不作声,吵的狠了,就不软不硬的回应,我们的税都交在中央财政呢,谁要是能想办法要回来,深圳坚决支持。


树大招风,深圳发展快,在省内地位微妙,跟隔岸的香港这些年关系也变得复杂了。建特区前深圳号称5万人,其实差不多一半都逃到了香港,当时香港的经济规模是它的600倍。可98年金融危机香港元气大伤,论增长速度就再也没能比得过深圳了。


前两年,梁振英过来访问,无比羡慕的说,香港要是能做到深圳一半的速度已经很好了。他话落没多久,深圳的gdp就超过了香港。所以,02年夏天广东省副省长欧广源在香港的一个会议上放话,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建桥,那我们广东就准备在沿海高速公路的基础上,启动打通深圳到珠海的隧道工程,香港立刻慌了。


《香港经济日报》刊登社论:“珠深隧道一线通,香港地位靠边站”,美国商会驻香港主席也提醒:广东修隧道,香港会被边缘化。几个月后,董建华亲自到广州见了广东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交流跨海大桥的修建问题。在胡应湘提出修桥计划的20年后,大桥真的要修了,却早就不再是珠港两地的事儿。


从伶仃洋大桥,到现在珠海、香港、澳门三地三检,不算技术论证,这座跨海大桥的设计方案前后也改了十来次。最早是澳门对珠港直接连通有意见,给中央写信,请求平衡地区利益;后来深圳、广州想借机打通粤西通道,又跟香港一样都不愿被削弱经济地位,几个城市在“双Y”和“单Y”上,各有各的想法,争得乱糟糟。


而如今珠港澳大桥争执多年,最终的方案也不是人人满意。虽然深圳被挤出大桥后,中央立刻给了一个“深中通道”,却仍有不少深圳人不服气,认为深圳没挤上桥,是中央偏心,广东狭隘。


梁广大当初谈到这个桥,曾夸口说:“一桥拉动,珠三角西部的棋子全盘皆活”,现在看,桥是建起来了,想要棋子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3




在海外买买买,原本一直被当作中国经济崛起的象征而受到国家鼓励。尤其是近10来年,强刺激政策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额连年增长,去年总投资超过了2000亿美元,占了全球跨国投资的16%。


同样是跨海大桥,同样是牵连几地,当年也顶着诸多“第一”光环的杭州湾大桥,面临的情况不比珠港澳大桥简单,效率却高得多。


杭州湾大桥的牵头方宁波,94年刚讨论建桥,就遇到上海提意见,一个上海领导捏着嗓子跟宁波市委的人讲:你们要建跨海大桥,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宁波人聪明,特意把第二次建桥的研讨会改在上海开。会开的和风细雨,上海的客气没变:我们支持宁波建桥,不过你们还是在浙江省内搞搞好,上海反正没有桥位给接的。


第三次研讨会干脆放在北京开,委托中国科协主持,故意淡化浙江色彩,大桥的建设意见也是以科协的名义递给国务院,但是最后朱镕基给这个方案的批示却还是批给上海的。


两边的矛盾是真实的,上海一直有心要成为航运中心,可上海港虽然繁忙,港口条件却远不如宁波港,大桥修通,货源分流在所难免。不过风水轮流转,几年后,上海要确立自己的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想在浙江建洋山深水港,一样不受欢迎,进度受阻。


但是宁波对杭州湾大桥的执念很强,那时候的宁波市长、市委书记是后来被抓入狱的许运鸿,许运鸿工程师出身,做事有韧劲儿,又比珠海的梁胆大身段软,他知道上海不答应,跨海大桥难做成。


95年春节,许运鸿亲自带队,领着宁波市委、市政府十几号人浩浩荡荡给上海市委拜年。谁知道当天飞机晚点,等他们到了上海市委门口,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人家说什么也不肯出来见面了,许运鸿他们只好青白着脸回了宁波。


从94年开始讨论,到02年批准立项,杭州湾大桥能在上海不同意,省内有宁波、绍兴、杭州三市争抢桥位的情况下往前推进,从绍兴到嘉兴的这个修桥方案,明显政策风险小,施工难度也小,各方利益更平衡。


99年浙江办服装节,一位政协副主席被邀请到宁波,晚上举行宴会,省委书记和省长也来作陪。酒过三巡,宁波政协主席叶承垣举着酒杯来到省委书记和省长面前,他借敬酒的机会,把杭州湾大桥从拉动浙江经济,到助力长三角协同发展,再到大桥建成后在全国的意义,从小到大慷慨激昂的陈述了一遍。话说完,一桌子领导听的满面笑容。十天后,杭州湾大桥的报告就在省内被批准了。


长三角各城市的竞争都延续多少年了,除了洋山港、宁波港的第一港口之争,早前苏州、昆山和上海在IC产业引进上也互不相让,央行上海大区分行和南京大区分行之间的分割一样矛盾重重,长三角不会因为杭州湾大桥连通了就一团和气了。


一座桥没有这么大能量,但是有的人可以。早在03年,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就率领60多人的浙江党政代表团到上海拜码头,他主动降低姿态,提出一个“攀龙附凤”的说法,双方在上海签订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浙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议书》,随后又奔赴南京,跟江苏省也签了一份差不多的协议。


协议的核心意思就是:你支持我,我也会支持你,大家同饮长江水,相煎何太急,不如有事儿关起门来好商量。洋山港和杭州湾大桥矛盾也顺利解决,上海同意洋山港在行政上仍归浙江,收入跟浙江摊分,而浙江支持上海建航运中心,除了配合洋山港建设,还同意上海在洋山港跟浦东之间再修东海大桥。


到了中央后,这位老领导也不忘长三角的“区际协调,联动发展”,时不时回去走个亲戚,偶尔还为杭州湾大桥亲自站台。如今上海市长、江苏省委书记是从老领导工作过的浙江走出来,深刻领悟治国理政新思想的。


浙江的省委书记在安徽任职多年,大家见面亲切,走动也多。从14年开始,苏浙沪加上皖,几个省市每年都有走动互访,而且态度都格外谦虚。去年浙江和上海互访,即将进京入阁的上海市委书记说,


“浙江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形成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值得上海认真学习借鉴。此次浙江党政代表团来沪考察访问,给了我们进一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上海将全面积极响应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深入推进小洋山区域合作开发、共同谋划推进环杭州湾大湾区建设”。


上海书记毫无嫌隙地认可“杭州湾”这个讲法,浙江省委书记当场表示,我们要主动接轨上海,拥抱上海,服务上海。双方代表团互抬轿子,气氛融洽,甚至有点肉麻。


最近舟山刚刚获批香港航线,升格成为国际机场,马上去上海拜码头,看望老领导,立下保证书,要舟山拥抱上海,融入长三角。这一点相比七嘴八舌的粤港澳大湾区,是非常强大的政治优势。


在去年两会上,中央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时,珠三角的合作还远远称不上和谐,除了粤港澳大桥比杭州湾大桥早提10年,却晚通车了10年,在其他区域协作的事情上,也进度缓慢。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厉无畏以前说到珠三角整合难,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香港没办法像上海那样发挥作用。


从01年就开始召开的珠三角五大机场会议,开了这么多年,连五个机场之间的快速中转和行李联运等基本功能都没能实现,更不要想在航权安排,资金支持上有什么进展了。现在关于深圳宝安机场的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如何落实,又成了一出连续剧。


当然,事情不是没有变化。十九大之后,各级政府都掀起了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空前加强。广东来了新的省委书记,航天出身的马省长在转正之前放在深圳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干了两年。


连利益最难以整合的香港,现在也派出了新任的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作为福建师范大学的四位中央委员校友之一,他最近主动提起特区政府跟中联办的关系,面对“西环治港”的质疑,他爽朗地用地道的粤语做比喻,说“中环西环行埋一齐几好”。


《大公报》马上心领神会放出头版社论,“行埋一齐是一国两制应有之义”。你看,李嘉诚走了之后,香港终于迎来了一位充分授权,放开手脚的准书记。


只要有了一团和气的省港、广深关系,有了锐意进取的领导,再加上一位最近一年一直忙前忙后、“马”不停蹄的 Pony ,粤港澳湾区的建设明天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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