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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的北大、清华、人大三校比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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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

生于194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为2017年8月3日演讲实录。

我今天要讲“大学文化与大学传统”,是很大的题目,不妨大题小做,比较一下清华、北大和人大三个学校的不同校风。三个大学都在海淀区中关村一带,几乎毗邻而居,北大清华更是一墙之隔,可是彼此“性格”明显差异。我来妄加评论,也算是有些“条件”的,我和三所大学都有密切的关联。本人是人大的校友, 1964年入学, 1970年分配离校,在人大待了6年(那时大学本科五年制)。


我的青春岁月是在人大度过的。从1978年到现在,我在北大先当研究生,然后留校当老师,迄今33年,是很地道的“北大人”了。而清华呢?也有关系。清华中文系建立之前,我被清华校方聘去教过两年的课,是面向全校的选修课。我还在清华南边的蓝旗营住了十年,买菜散步都去清华。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和导师的导师朱自清先生,原来都是清华的,我也等于是“师出”清华。我是人大的校友、北大的老师和清华的居民,对三所大学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就说说自己的印象吧。


可以从校训说起。校训往往凝结了一个学校的历史,反映一个学校的文化背景和创建历程,体现一个学校的办学宗旨和精神追求。


人大的校训是“实事求是”。这句话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德传》,其中提到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句话因为毛泽东的引申,变为现代非常流行的成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说到“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求”就是研究。不凭主观想象,或一时热情,不凭书本,而是凭借客观存在的事实和详细的真实的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实事求是”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精神。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就是《求是》嘛。人大把“实事求是”作为校训,体现了一种办学的理想。人民大学的传统大致也可以说是追求 “实事求是”的。

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办起来的学校,从延安大学、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到五十年代建立的人大,一直是党的“嫡系”学府,一个致力于培养干部的机构。现在的人大附中很有名,大家不一定知道,其前身是 “工农干部补习学校”,高玉宝、郝建秀和当时很多有名的干部,都曾在这个学校学习过。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大学,有点类似党校,主要就是培训干部。我考大学的时候是1964年,报考的时候,招生简章中人大是放在北大前面的,位置很高。人大是60年代初才开始招收应届毕业生的。人大办学,与社会、政治、党的需要紧密联系。在我上学时,人大最好的系就是党史系、马列哲学系、政治经济系、计统系、工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系等。人大的政治风气浓,当时每个星期都有政治报告,由一些部长和政要来讲,校园里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受到时代的脉动,学生总是被被告诫不要脱离实际,不要忘记社会的责任,要关注现实、有责任感和务实精神。老实说,我的大学时期是很压抑的,动不动就要被批评个人主义,或者白专道路。后来文革爆发,全校分裂为“人大三红”和“新人大”两派,打得不亦乐乎。“派性”矛盾延续很长时间,直至人大复校之后。


说人大比较务实,是从好的方面讲,这确实也是人大的一个传统。现在对人大的办学传统好像很多微词,连毕业生也每每抱怨母校。大家不满,是这个学校过于“政治化”。现在处在 “去政治化”的时代,对人大的传统就更加反感。大学办得很“政治化”固然不好,但政治是“去”不掉的,所谓“去”也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是要矫正以前过于政治化,以伸张个人空间。人大的确是政治性很强的学校,对它这个传统要分析地看。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处于冷战时代,那时候不仅中国非常政治化,美国也十分政治化,苏联也是非常政治化,整个世界政治上都很敏感。当时毛泽东、共产党虽然有“左”的错误,但也不能因此全盘颠覆历史。看人大的传统,也要用这样一种历史的观点客观地评价。我看到一些从人大毕业的学生,把人大的传统说得一钱不值,心里不是滋味。


人大有人大的特点,不要拿清华、北大做标准来衡量人大,每个大学各有千秋。幸亏三个大学都还有点个性,各自有所不同,如果都变成了北大或者清华,那会很糟糕;都变成人大,更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各个大学趋同的“平面化”现象似乎越来越严重,也令人忧虑。人大的校风倾向于务实。这所大学历来重视社会科学,重头戏是社会科学,它强调服务于政治斗争与经济建设。务实,是它的优势,当然,有时又可能趋向庸俗化。不仅是人大如此,当年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就是趋时,紧跟,要求步调一致,容不得独立思考。北大、清华在文革时期不也是紧跟?不也是出过“梁效”这样的政治打手?部分原因是时代使然,也有部分原因在于学校的风尚。一个大学跟时代跟得太紧,缺少必要的距离,也就缺少必要的培养自由思想的土壤,缺少独立性。这也是人大的遗憾吧。


另外,作为文科大学,人大历来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应用性的学科很重视,对人文学科就比较轻视,不太愿意在这些方面投入。以前语文系在人大是无足轻重的,历史系因为有党史,稍微受到重视,哲学系则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下。这都显得比较偏狭。没有厚重的人文学科,整个文科包括社会科学也就难于支撑起来。好在这些年在纪宝成校长支持下,人文学科特别是传统学科得到发展。不可否认,关注社会,紧密联系社会,服务于时代,这是人大的一个特点,现在还是。“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这话有矛盾,不让发表就等于禁止研究嘛。能不能开放一点,让人大这样的学校多做现实问题研究,也包括某些禁区研究,实事求是发现问题(包括有争议的敏感的问题),从内部提供相关决策部门参考。应当容许不同的声音,而不是舆论一律。人大有它的优势,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优势,但也有它某些方面的缺陷。它过于趋时、过于紧跟,这对于一个大学人才的培养、科学研究,是有不良影响的。

再说说清华。清华的校训是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来自《周易》的乾坤两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坤代表天地,用这两句话来阐释符合天地的德行,用这句话来激励师生不断努力,奋发向上。用现在的话说,是既符合规律,又有良好的内涵修养。我觉得清华的校训非常好,内涵丰富,本身给人一种很阔大的感觉。据说这是梁启超给清华定下的。


说到清华传统,人们马上会想起二十年代的清华国学院,还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老清华是综合性大学,文、理、工科并重,文科的影响更大一些,和当时的北大不相上下。老清华的传统是中西合璧,放达而自由。清华本来就是用庚子赔款建立起的留美预备学校,很开放的,所以如果讲传统,这就是清华的传统。但后来就有问题了,老清华的传统断了。其实有两个传统。二三十年代老清华是一个传统,1952院校调整后,这个传统断了。它的文科和部分理科都移到北大等校,清华没有文科,完全成了一个工科的学校了。现在讲得很多的清华传统,是老清华的传统,五十年代完全断了。


不过五六十年代清华又形成了另外一个新的传统,那是在蒋南翔校长的领导下形成的。这个传统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务实、纪律”。清华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培养“听话出活”的人才,所谓纪律也就是“听话”,懂规矩。清华强调的是“行胜于言”,你们看校园里现在还是到处插有这句口号的标语。记得1981年中日女排比赛,中国队大胜,全民欢腾。北大学生当晚点起扫帚当火把游行,喊出的口号是“振兴中华”;而清华学生的口号则是“从我做起”。也可见两校之不同。


院系调整以后,清华以工科为主,清华的“务实”主要是和工程建设有关的。五六十年代,每年在新生入学时,清华校园里挂起来的标语就是“清华——工程师的摇篮”。清华的培养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工程建设人才。清华的学生很苦,做实验,做工程,参与老师的项目,扎扎实实干,动手能力比较强。老师就是“领导”和“老板”,令行禁止,团队精神格外看重。清华也看重素质培养,比如重视体育,但目的还是很明确: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清华的学生比较受社会用人单位喜好,跟他们比较务实,听招呼,是有关系的。


除了务实,清华也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学校,是一个很有章法、很讲效率、讲纪律的学校。上面有什么动静,清华总是立马跟进,往往出经验,出典型。清华的工会、党组织都是很强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在全国都有名。清华不仅培养工程实业人才,搞汽车、搞水利、搞建筑,还很注重培养干部。清华果然也培养了很多干部,很多高层官员。省部级以上的大官,清华出身的占了相当大比例。难怪有一句话说:“大清天下”。有些人否认从政的必要,但从国际上看,名校毕业生从政并不稀罕。这当然也是一种贡献。清华有它的优势,它的校风是务实的,纪律的,是强势的,甚至有点傲气和霸气的,但对比一下老清华,会发现现今的清华缺少某种东西,那是一流大学必须的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精神。清华的工科很强,但文科比较弱,这些年凭着清华这招牌,不愁罗致人才,包括许多文科的拔尖人才。我认识的不少北大的著名学者,为清华的条件吸引,都奔向清华去了。清华正在恢复完全的综合性大学。但转去清华的一些学者又都抱怨,说清华受拘谨的工科思维统治,很难伸展个性,如果要发展文科,恢复老清华那种气度,恐怕还得费相当大大功夫的。

现在就要讲讲北大。北大很奇怪,它没有校训。以前大饭厅(现在是大讲堂)东侧写着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八个大字,一般人以为这就是北大校训,其实不是;有时学校开会打出大标语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也不是校训。倒是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却场面上又不被承认的说法,那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什么这不能堂堂正正当做北大的校训呢?可能有人担心“兼容并包”把什么都包进来了,立场不是很鲜明,政治性不够明确。其得这个不必担心,因为这是北大的历史嘛。历史上的北大的确就是兼容并包的。如果当初没有兼容并包,社会主义思想能够进入北大么?共产党的组织能够在北大最先发难么?不可能。所以这个“兼容并包”也未必是件坏事。


北大这个学校的确是比较自由,对于各种思潮学派都很兼容。如果没有这种校风传统,就没有北大了;没有这个就没有新文化运动了;没有它,马克思主义也无法立足。这样来看,就不要一提到“兼容并包”就觉得很可怕。北大是个多故事的地方,所以它的传统相对比较深厚。校风传统就积淀下来,形成了一种力量。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就比较宽容,它尽可能地给老师学生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不要以为北大没有矛盾,北大矛盾多着呢,来自社会、来自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矛盾,也有很多外界的压力。但是比较多的人还是一心问学,还有比较多的人容易给他人空间。缝隙比较多,一般不会把人逼到墙角。就是说,化解压力的可能性比较大,使人们能够专注于学问,能够抵御很多物质的诱惑。


我觉得北大自由也有另一面,就是管理薄弱,甚至有些混乱。这跟清华、人大一比就更突出了。清华、人大都很注重管理有序,弄出许多规矩,不惜牺牲自由。清华、人大的管理层比较官僚,但令行禁止,能管得住。北大人不屑于当官,管理层的地位比不上教授,有的教授有意见拿校长是问,校长也无奈。自由的北大管理薄弱,也没有什么规矩。我讲一个例子,大家看北大“乱”到什么程度。几年前,北大有一个很有名的学院,大二的一个班级来了个新的班主任。一年以后,才发现这个班主任居然是假的,是个流浪汉,做北大学生的班主任过过瘾。可见北大有多么的乱。但北大相对又是比较自由的,禁区较少,把人逼到墙角的情况也比较少。加上北大比较国际化,中外各种学派名家乐意在北大亮相,学生在这种环境中开阔眼界,活跃思维,比较能激发创新。北大的学生往往心气很高,张扬个性,乐于批判性思维,容易被看做不合群,不“听话”。北大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往往被另眼看待。北大是个奇妙的地方,这里的学术空气适合天才的发展,因为提供了较多自由的空间。但是对于一般实用人才的培养就不见是很适合,如果学生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在北大就学不到什么东西。北大如鲁迅所说,是“常为新的”。这是优点。北大人的主意很多,实行起来就比较难。北大人往往起得早,赶上的可能是“晚集”。


对北大,没有必要吹到天上,也不应该贬到地上。对清华、人大亦如此。


北大有优良传统,是有个性有品位的大学,可是这些年也感染上商业化、官场化、项目化、平面化和多动症等疾患,越来越丢失传统,办学质量每况愈下。其实清华、人大也彼此彼此,都多病缠身,你我互相竞争,又互相克隆,越来越失去个性,也就越来越失去价值。这才是令人忧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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